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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法形式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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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担保行业长期低迷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在两会上提出了该提案。

多年以来,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困扰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迫切需要打破融资难的枷锁。同时,由于银行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导致银行惜贷的情绪难以缓解,因此建立新型的、立足于政府支持的、打破营利性商业模式的担保方式,不失为一个解决小企业融资难困局的方法。


2011年以来,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小企业借款违约现象,导致一些地方民间借贷危机的发生,受担保链的影响,不仅是生产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小企业出现倒闭现象,很多资金实力较好、自有资产充足的小企业也纷纷停业,一些银行为了防范风险也纷纷压缩小企业贷款规模,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再次凸显。

从银行层面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依靠利差收入的经营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随着利差空间的逐步压缩,一味依靠向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贷款即将进入微利时代,而小企业业务将成为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由于小企业数量众多、资金缺口较大,银行议价能力较强,通过服务小企业取得较高的综合回报已成为越来越多银行关注的重点。从过去的20年来看,台湾金融业已经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台湾地区的银行也已经从服务大企业、依靠利差收入为主,转型为向为小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主。但在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银行更多考虑第二还款来源,而专业担保市场的商业化运作,大都将一批成长型小企业阻隔在了银行融资的门槛之外。一方面是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迫切需要打破融资难的枷锁,另一方面是银行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导致银行惜贷的情绪难以缓解,两方面的矛盾造成了小企业融资业务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

要打破这种尴尬,让银行敢于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建立新型的、立足于政府支持的、打破营利性商业模式的担保方式,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做法。

针对这种情况,马委员提出一些解决途径,并说明提出提案的原因:充分借鉴“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模式,由各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通过立法形式将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年度代偿损失情况及时增资,强化担保基金承保能力。同时,将金融机构投入、小企业会员费以及民间投资作为基金补充资金的方式,打造政府出资为主,其他多元化资金为辅的投资机制,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的健康发展。

1.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的社团性质、组织架构、资金来源、担保方式、承债比例等,做到基金有法可依。

2.防范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确保不转嫁小企业信贷资产风险,以年度代偿比例确定下年度核定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贷款额度,鼓励金融机构善用担保基金;代偿比例不全额覆盖金融机构贷款损失,提高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清收主动性,从正面引导和促进担保基金的健康发展。

3.降低担保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代偿损失由财政预算兜底。

4.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对小企业财务的检查和辅导,提高小企业公司治理能力。

“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模式二十余年的经验显示,这是一套成熟的、契合小企业融资规律的担保方式,深刻地促进了台湾金融机构的利率市场化变革。政府公益性担保也得到实质性收益,据统计,台湾当地政府机构从公益性担保中获得了税收增加的实惠,政府部门每补贴1元钱,可稳定获得担保企业2元钱的税收,形成了政府、银行、小企业的三赢局面。

以立法形式建立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既有利于扩大享受融资服务的小企业范围,让更多的小企业得到实惠,也有利于提振金融机构更深层参与到小企业融资业务的信心。

通过“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的担保平台,有利于将一批有潜力、有前景的小企业培养成新兴行业的龙头企业,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现实的反映:马蔚华提案背景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国家统计局调查问卷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在有银行借款需求的小微企业中,
66%的企业未能从银行获得借款,12%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少部分借款,13%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大部分借款,仅有8.5%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全部借款。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我国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并解决了近2亿人的就业问题。但目前小微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生存形势不容乐观。成本高、融资难和税费负担重,是压在小微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

近年来,国家和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缓解小微企业经营困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信息不能完全传达到小微企业群体中去,导致这些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从经济角度来看,企业闹钱荒与资本的逐利性密不可分:一方面是银行缺钱,股市缺钱,中小企业缺钱;另一方面却是货币的供应量充裕,不少大型企业大量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游资仍在寻找炒作概念。资金错配和资金套利的两把利剑将企业融资戳得千疮百孔。更严重的是,民营企业“先天性不足”,银行却过度强调资金的营利性和安全性。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民间融资超过3万亿元,较前两年来,民间借贷存量资金增长28%,并延伸出第三方支付、认证、评估、催收等服务市场。如果将地下钱庄、高利贷等地下金融算在内,民间融资的规模将更为惊人。

国家各级部门对当前民间金融的情况不能说不重视,近几年从上到下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相关规定和应对方案,如12年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办法》,13年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融资难的方法,这么多的政策不仅没能缓和民间融资难的局面,还由于政策的失灵推动了民间融资环境和制度的扭曲,加剧了民间融资市场的矛盾。

此时有着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在两会提案中建议,充分借鉴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模式,由各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通过立法形式将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年度代偿损失情况及时增资,强化担保基金承保能力。将金融机构投入、小企业会员费以及民间投资作为基金补充资金的方式,打造政府出资为主、其他多元化资金为辅的投资机制,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的健康发展。

相对于台湾,大陆于1993年开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融资担保公司基本为商业化运作,缺乏政府主导,呈现小、散、乱局面;银行合作门槛过高,难以建立平等的银保合作和风险共担机制;除再担保外,担保公司需承担100%坏账风险,导致许多担保公司运营困难;担保费率高,介于3.6%~5.6%不等(台湾仅为0.75%~1.5%),加之银行利率,被担保中小企业负担很重;相当一部分担保公司参与民间高利贷,运作不规范。(文 唐泽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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